北的谢奕，还是徐州的荀羡，抑或江东的世兵，可不是用来直接对抗桓温的，任他冠冕堂皇，得先为各家门户私计……

更何况，都督司冀兖豫诸军事、豫州刺史谢奕，若非桓温点头，若非两者之间的私交，岂能继谢尚之位，到江北统兵。

这里提一下，谢尚于去年病故于历阳，东晋朝廷由此损失了一根顶梁柱，而桓温也不用想方设法把谢尚调走了。

乃至于谢氏家族都很从心向桓温靠拢，一些谢氏子弟出仕，都要到桓温帐下经受一番“考验”，甚至把桓温的军府当做一个晋升的平。

总之，经过一年多的整顿经营之后，笼罩在桓温头上的那片北伐失利的阴霾，已然开始消散，并且他对东晋军政大权的控制，也在由虚转实。

仅从政治实力来说，桓温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巅峰 ……

而话说回来，走到这一步，似乎与北伐的关系不大，完全是一种“窝里横”式的成功。或许，午夜梦回之时，桓温也会反思，这北伐的意义何在？

当然了，也不能否认“北伐”这面旗帜的作用，若非如此，桓温岂能在早期获得那么大的声望与政治资本。

如今这面旗帜虽然染尘褪色了，号召力也严重下降，但于桓温而言，仍旧是一个需要时随时就能利用的政治工具。

此番，桓温返回江陵，一是正常履职巡察自己的“领地”，二则是为处理苟政称帝带来的忧虑与风波。顺带着，也避一避来自建康的压力。

要说苟政称帝，最为破防的，大抵就是建康城内的那干王公士族了，其反应，也远远超过慕容檇称帝。原因不言而喻，慕容鲜卑始终是域外夷狄，穿上了华夏衣冠，也难以被中原士人真正认同，种族与文化上的隔阂始终存在，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真正消除的。

但苟氏就不一样了，从建号之初，苟政始终打着“汉家豪杰”的名义，叛晋之后，甚至毫无掩饰地自奉华夏正朔，那个“正统”的年号便说明了一切。

苟政过往的作为，已经严重触及东晋当权者敏感的神经了，桓温伐秦期间，东晋国内有很大一批支持力量，也源于这种根本的、文化的、意识上的斗争。

“苟逆”这个天下第一大患，必需要剿除，哪怕与燕国达成一定妥协

当然了，一厢情愿的想法，最终毫无悬念落空，桓温功败垂成，东晋的斗争迅速从北伐的共识转为内部的角力。

但是，当苟政这个心腹大患，更进一步，称帝改元之后，建康朝廷的衮衮诸公，又急了。

司马昱等人，甚至联名给姑孰送去一封“请愿书”，希望大司马勇于担当，果断采取措施，出兵讨伐贼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