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部分丁税，完全可以折在留郡的那部分中去，只需保证上计长安的丁税及时足额即可。

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苟政费了那么多时间与精力，清查户口，完善税制，而后以强硬手段推进。

解决了那么多麻烦，平定了那么多骚乱之后，方才勉强在关中把这套属于“苟秦”的税制施展开来。

在接下来的数年，乃至十年之内，在税制上，秦国官府该做的，是继续巩固、加强，

使其深入人心，使关中士民习以为常。

而柳恭此番为了筹措一点修渠的人物畜力，便在税收上给那些豪右提供便利，哪怕只是法度之下、情理之中的回报，也不免欠妥，少几分考量。

说严重点，这是在影响乃至破坏苟政视为秦法之本的丁税制！

不是柳恭的政治觉悟低，而是他仍旧小瞧了苟政对“丁税制”的重视，已经到一种固执的程度，在达到他所预期的效果之前，根本不容人更改、破坏，哪怕只是一种合理的调整

若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，苟政甚至有理由去怀疑，柳恭大义凛然推动郑国渠修背后的机心，太不纯粹了，政治目的过于明显。

寒风中，渠岸上下的喧声里，柳恭不知觉间落在了后头，凝眉沉思良久，双目之中再度恢复神采。

望向远处，秦王苟政在面带笑意，与一名战战兢兢的民役交谈著什么，甚至纤尊降贵，亲自拿出一袋酒，递给其暖身子

恍间，柳恭不禁回想起此前长安述职期间，与老父柳耆的一番对话。

柳耆认为，长安城内，柳氏府门，只他一个行将就木的老朽守著，过于冷清了。即便秦宫有柳夫人，旁人不敢小瞧，但想要挺胸抬头做人，总是差些意思。

他们兄弟，一个在河东，一个在扶风，虽位居高位，掌握实权，但距离长安太远，距离秦王太远。

柳者的意见，希望柳恭能够调到长安任职。

而柳恭显然拒绝了，在他看来，长安太拥挤，相反，扶风郡守，则是封疆大吏，执掌大权，天高海阔

这种心理，既有对秦国时政的考量，仔细分析，未尝没有对苟秦政权的一种不自信。

万一秦国政权突然垮塌了，那么作为一方豪强名宦，操作余地也更大。

但此刻，柳恭突然觉得，老父的意见是有道理的。

如果在秦廷中枢，对于秦王政策之把握，绝不会有如此偏差，做出有其核心思想的决策来：：：：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