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内不自安，何以安外？”在听取众人意见之后，桓温沉吟良久，终长叹一声，说道。

在场文武哪个不是人精，又都扈从桓温多年，听其口风，哪个不明其犹豫与蜘曙，神色皆有所变化。

还是参军孙盛，率先起身，表情肃重，认真地拜道：“明公修政养士、屯粮积谷、厉兵秣马，皆为北伐中原，还复旧都，成不世之功！

今姚羌西进，苟姚相争，明公若能趁势进兵，先取关中，再平西北，而后总荆益雍秦之师，兵分两路，北上东出，中原克复，天下一统，指日可待。

届时明公功成名就，天下何人能及，天下何人敢不崇敬？”

孙盛的建议，倒颇有些“隆中对”的意思，然而他不是孔明，桓温不是刘备，当今天下形势也非汉末可比。

因此，孙盛虽然振奋精神，慷慨进言，桓温听了，却难有心潮澎湃之感，他的反应很平静，待其讲完，方微笑赞道：“孙参军不愧为名门之后、海内奇士，

所谈大论，志向高远，我闻之亦深受感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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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胡羯肆虐北方数十载，至今其势乃衰，我自坐镇江陵以来，无日不思邀义土、举精兵，夷灭北狄，克定中原：：：：”桓温动情地感慨著，但转折来得也分外自然：

“只是，我等身为普臣，世受国恩，岂能岗顾朝廷意志？天子不降诏，若自专其是，贸然动兵，内外非议一起，只怕无法交待！”

桓温这番话貌似忠厚，实则毫无诚意，但凡处荆州刺史的位置上，掌握著长江中游最强大的军政集团，就不可能太把建康朝廷当回事。

如果说当年伐蜀之前，桓温根基还不算稳固，对建康朝廷还需多加周旋应付，那么如今，桓温已坐镇江陵八年了，绝不可能再谨小慎微。

这一点建康朝廷知道，因而忌惮日盛一日，荆州集团下属的文武们也知道，

因而对桓温此时的表态，半个字都不会信。

当初桓温声势远不如今日，都敢擅自发兵平蜀，没道理今日不敢直接北伐。

这其中的差别，或许只在桓温目标与心态的变化。

当初伐蜀，可以看作是桓温一次大胆的政治投机，只不过那时，桓温需要豁出决心，采取军事冒险的办法，并因为平蜀之功捞取了巨大政治声望与资本。

而今北伐同样如此，北伐并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。并且，桓温的胃口也更大，其胸怀天下，志在千秋

同时，桓温也更加实际，比起虚无缥缈、前途不明的北伐大业，他显然更看重自身的实力与发展，更重视在南国江山的权势与威望。

桓温要的，并不是一道同意发兵的朝廷诏旨，而是普廷完整的内外大权，要最大限度地摆脱朝廷内部的肘，然后再“名正言顺”地高举北伐大旗。

如此，北伐这面旗帜，方能发挥其最大价值与效用，于桓温而言。

真让桓温用经营多年的荆州兵马，为建康城中的皇帝小儿牺牲打天下，已是不可能了。甚至于，在桓温眼中，荆州的安全与巩固，都比北伐功业更为重要，

因为他深彻地明白，前者是一切宏图大业的起点与根本。

鉴于此，几乎可以下论断，桓温永远不可能拿出全部实力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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