谨的气氛也终于松了下来。

山田等了片刻，才重新握住麦克风。他显然没有准备过什么正规的演讲稿，开口时偶尔还会停下来寻找合适的词，可他说的每件事，前排的人都亲身经历过。

“这里很多人都认识我。以前我就是个管分包的小工头，平时负责催进度、点人数，谁迟到就骂谁，谁偷懒也骂谁。”

“可是在去年九月，我连骂人的工作都没了。”

他朝观众席前方看去。

“我们原来的会社倒了。社长从楼上跳了下去，银行把账户全部冻结了，已经完成的工程又没人结算，大家干了几个月的工资也跟着一起没了。”

刚才还在笑的工人逐渐安静下来。

“那段时间，我们这些人就住在这座公园的桥下面。有人欠了几个月房租，有人的家属还躺在医院里，家里等着交钱。”

“我们去找原来的工会，工会让我们继续等；去找银行，银行说账户已经冻结，让我们去找会社负责人。”

山田说到这里，停了一下。

“可是社长都已经死了，我们还能找谁？”

前排没有人回答。

音乐堂外传来的风声一时变得格外清楚。

山田看着那些和自己一起熬过那段日子的人，声音也慢慢沉了下来。

“后来，西园寺家的人来了。他们拿到会社留下的欠薪底单，把名字、工期和应发金额重新核对了一遍，再把钱一份份交到我们手里。”

“那笔钱没办法补回所有欠薪，可至少有人能先把房租交上，有人能给家里买药，也有人终于敢坐车回去见自己的妻子和孩子。”

“独立劳工互助会，就是在那一天成立的。”

山田把手伸进夹克内侧，从里面取出一个边角已经磨软的浅黄色信封。

“这是我上个月的工资袋。”

他将信封举到胸前。

“互助会的人每月十五日领工资。遇到休息日就提前发，外面写多少，里面就是多少。真少了一日元，你们都可以拿着工资袋来堵我家的门。”

前排立即有人高声说道：

“到现在还没给过我们机会！”

工人们又笑了起来。有人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工资袋举过头顶，旁边的人见状也纷纷照做。

很快，一排排浅黄色信封出现在观众席前方。

记者席上的人最初还有些意外，随即纷纷举起相机。密集的快门声持续了好一会儿，几台电视摄像机也将镜头转向了那些穿着工装的劳动者。

山田没有催促，等记者拍得差不多了，才收回自己的工资袋。

“我听不懂什么国际文化都市，也不知道二十一世纪的东京应该是什么样子。”

“那些事情当然有人会去考虑，可是我们这些人每天最先考虑的，还是明天有没有工做，这个月的工资能不能按时发下来。”

“东京都拨出了工程款，会社也完成了施工，实际干活的人就应该拿到自己的钱。总包经营出了问题，可以去跟银行谈，也可以进行重组，可下面这些按时完成工作的人不该陪着他们一起断粮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转过身，看向舞台一侧。

“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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